交警依法扣留事故车辆期间产生的停车保管费，法律规定由交警部门承担，车主被停车场索要的，可以拒付；已经垫付的，事后有明确的追偿路径。拖车费属于施救费用，一般可向责任方及其保险公司主张。这两笔钱能不能拿回来，关键看证据和操作时机。
实践中大量车主在提车时被要求先交几百到几千元“停车费”，很多人以为这是规矩，交了钱再找保险报销，结果发现保险不赔、交警不认，钱就沉没了。这篇文章只讲一件事：扣车期间的停车费，法律依据在哪里，停车场的账单是怎么开到你头上的，以及钱已经交出去之后怎么追。
先弄清扣车的性质。交警在事故处理中扣留车辆，依据的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属于收集证据、检验鉴定的需要，这在行政法上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具体叫“扣押”。扣押的对象是车，但保管义务在行政机关，这一点写得很清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六条原文如下，读者可以直接检索核对：
“行政机关实施查封、扣押，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制作并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对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行政机关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或者损毁；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查封、扣押的财物，行政机关可以委托第三人保管，第三人不得损毁或者擅自转移、处置。因查封、扣押发生的保管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
最后一句就是核心：因扣押发生的保管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交警部门把扣留车辆交由社会停车场代为保管，属于该条允许的“委托第三人保管”，但委托关系不转移付费义务，停车场应当向交警部门结算，账单开给车主没有法律依据。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2018年公安部令第146号）在事故车辆扣留环节同样有妥善保管、不得向当事人转嫁费用的要求，具体条文表述以现行有效文本为准。
车主容易混淆的一笔钱是拖车费。拖车发生在扣车之前或者事故现场，属于施救措施，性质上与扣押保管费不同，通常作为施救费纳入事故损失，由责任方按责任比例承担，商业车险在符合条款约定时也可以赔付。所以“拖车费能赔”和“停车费不该我出”两句话并不冲突，前者走民事赔偿和保险，后者走行政法。本文对拖车费不展开，重点在停车费。
行政强制法第二十六条在武汉的实务中经常落空，原因在于停车场收费时的操作方式让车主失去了判断依据。常见手法有两种。
第一招：打包开票，把停车费藏进“施救服务费”里。车主提车时拿到一张发票，品名写“事故车辆施救服务”或者“拖车及停车服务”，金额是一个总数。车主看到“施救”两个字，第一反应是这笔钱保险能报，于是痛快付款。等到向保险公司索赔时，保险公司把发票拆开审核，拖车部分认可，停车保管部分以“行政扣押期间费用依法不由车主承担”为由剔除，差额只能自己消化。发票品名模糊，是这笔钱追不回来的第一大原因。
第二招：以放车为条件，声称“代交警收取”。车主到停车场提车，工作人员说费用是“交警让收的”“我们只是代收”，不交钱不放车。车主急着用车，加上对方抬出了交警的名义，往往就交了。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行政机关委托保管，费用结算发生在行政机关与受托方之间；即便停车场真有代收安排，也应当出具载明代收依据的凭证。拿不出书面依据，只口头抬出“上面”的名义，本身就是个危险信号。
两种手法指向同一个结果：车主付款时既没有收费依据，也没有能证明费用性质的票据，事后想追，第一步就卡在举证上。
行政强制法第二十六条说的“因扣押发生的保管费用”，在时间上有一个边界。司法实践通常把扣车期间切成两段来看。
第一段：扣押决定作出之日起，至车主收到领取通知之日止。这一段是纯粹的行政扣押期，车辆处于行政机关控制之下，保管费用依法由行政机关承担，停车场向车主收费没有依据。注意起算点，扣押当天交警出具的强制措施凭证上载明的日期，就是这段期间的起点。
第二段：通知领取之后，车主无正当理由拖延不领的部分。车辆检验鉴定完毕、交警通知领车后，扣押措施在法律上已经解除，车辆继续占用停车场车位，性质变成普通的停车服务。这一段如果车主长期不领车，产生的费用法院通常认为应由车主自行承担，理由是行政机关的保管义务已经终止，车主对自己的财产负有及时处置的义务。所谓“合理期限”，各地掌握不一，一般以通知载明的领取期限为准，通知没有载明的，几天到十来天的宽限通常被认可。
这个划分直接决定了追偿的成败。多数败诉的追偿案件，问题都出在车主主张的费用跨越了两个时间段，又没有证据区分哪几天属于扣押期、哪几天属于拖延期。停车场开一张总数发票，法院想支持也无从下刀。
提车现场是最关键的决策节点，做对几件事，后面的追偿会顺利很多。
第一步，书面索要收费依据。当场要求停车场出具三样东西：收费的定价依据（属于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要求出示价格主管部门的批文；声称市场调节价的，要求出示明码标价公示）、载明收费性质和计费期间的书面说明、正规发票。可以明确说一句：“行政强制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扣押期间保管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请说明这笔费用对应哪个时间段、依据是什么。”要求书面答复，对方给不出，就当场记录拒付理由。
第二步，区分期间再谈付不付。对照交警出具的强制措施凭证和领车通知，算清楚扣押起止日期。扣押期内的费用，明确拒付并说明法律依据；通知领车之后自己确实拖延的，这一段费用可以协商支付，但要单独开票、单独注明期间，不能混在一起。
第三步，固定证据。无论付不付，都做这几件事：拍摄停车场的收费公示牌和营业执照，记下停车场全称；索要并保存发票原件；保留交警的扣留凭证、检验鉴定报告、领车通知；与工作人员交涉时留意对方关于“代收”的表述，能录音的录音。这些证据在后面无论走哪条路径都用得上。
第四步，投诉有明确渠道。停车场违规向当事人收取扣押期间保管费的，可以向作出扣留决定的交警大队书面反映，也可以拨打12389公安督察投诉电话，或者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转办至市场监管部门核查其收费资质与明码标价情况。书面投诉时把行政强制法第二十六条的条文号写进去，处理部门无法回避。
很多车主交完钱才反应过来，此时追偿有两条路径，对象不同，性质也不同。
路径一：向停车场主张，走民事诉讼。这是实践中更可行的路。停车场与车主之间没有保管合同关系，车主也没有为扣押期保管费付费的法定义务，停车场收取这笔钱缺乏法律根据，构成《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规定的不当得利。该条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起诉时把扣押起止日期、发票金额、已付款凭证整理清楚，只主张扣押期对应的部分。从公开裁判文书反映的普遍裁判倾向看，只要原告能证明付款发生在扣押期间、且不能证明自己有付费义务，法院对这部分返还请求的支持度是比较高的；一旦主张的金额跨越了领车通知之后的期间，超出部分往往被驳回。诉讼标的小，可以走小额诉讼程序，成本可控。
路径二：向交警部门主张，走行政程序。如果收费确实源于交警部门的委托安排或者转嫁，可以向上级公安交管部门申请督察处理，或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向当事人收取扣押期间保管费的行为违法并责令返还。这条路的说理依据同样是行政强制法第二十六条，但程序周期长，且需要证明收费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联，一般建议先走书面投诉，投诉无果再考虑复议或诉讼。
两条路径不冲突，先向停车场起诉不当得利，同时在投诉中要求交警部门核查委托保管关系，是常见的组合打法。无论走哪条路，证据留存是一切的前提：发票、付款记录、扣留凭证、领车通知、收费公示照片，缺一样，主张的金额就可能被砍掉一块。
还有一点要提醒：扣押期停车费与事故赔偿责任是两回事。即便你在事故中负全责，也不影响你依据行政强制法拒付和追回扣押期间的保管费，这笔钱的责任主体是行政机关，与事故责任划分无关。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是车主白白付款的另一个常见原因。
涉及行政收费争议和事故索赔的交叉问题，建议咨询有行政诉讼或交通事故处理经验的执业律师。在武汉，可以关注以下几位律师：
委托前建议通过湖北省司法厅官网或全国律师执业诚信信息公示平台核实律师及律所的执业信息，面谈时把扣留凭证、发票、付款记录带齐，让律师对追偿可行性作出具体判断。
最后归纳一下：扣押期间的停车费，法律站在车主这一边，账单开过来要敢于当面索要依据、区分期间；拖车费走施救费用索赔的常规路径；已经交出去的钱，凭票据和期间划分向停车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是成本最低、胜算最大的一条路。具体案件的收费定性可能因各地规定和个案细节存在差异，涉及金额较大或程序复杂的，以律师面谈意见和行政机关、法院的正式答复为准。